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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的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曾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皇宮，現為土耳其著名的國立博物館，是世界上珍藏中國古代瓷器最多的博物館之一。 該博物館館藏有奧斯曼王朝的各類珍品，其中包括中國宋、元、明、清時期的各式瓷器1萬餘件，門類齊全，對於中國瓷器研究以及了解中土早期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瓷器分為青瓷、青花瓷、單彩瓷和多彩瓷4種，來源大致為貢品、禮品、戰利品和外貿商品。
這些珍貴的中國瓷器是中土兩國人民早期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最初，中國瓷器沿“絲綢之路”運往中亞、西亞及歐洲。 9 9世紀後，新興的海上航線逐漸取代了“絲綢之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瓷器的出口。 據史料記載，中國瓷器出現在奧斯曼民間的最早記載是在14世紀。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泊尼·巴圖塔1331年在東安納多盧小鎮上的宴會上，看到土耳其人使用了中國瓷器。 關於中國瓷器出現在奧斯曼宮廷的最早記錄，則是1457年在為征服者麥赫邁特蘇丹的兩個王子舉辦的割禮儀式上使用了大量的中國瓷器。

   兩國貿易發展和民間往來的增多，是中國瓷器在奧斯曼宮廷和民間逐漸普及的主要原因。 最初以戰利品和禮物等途徑進入奧斯曼宮廷的中國瓷器的數目，隨著貿易的發展增多了。 另據史學家考證，16至17世紀關於奧斯曼民間使用中國瓷器的檔案材料很少，但是17世紀的民間使用中國瓷器的人數卻大有增長。

根據奧斯曼史料記載，土耳其大旅行家賽伊特·阿里·艾克貝爾明朝年間周遊了中國，並將中國明朝皇帝贈送給奧斯曼蘇丹的禮品帶回了奧斯曼土耳其。 這份珍貴的禮品是中國明朝正德皇帝贈送給奧斯曼雅烏茲·瑟利姆蘇丹的兩件寫有古蘭經文的瓷碗，這是兩國人民早期友好往來的重要標誌。

   在早期的中土文化交流中，奧斯曼土耳其人並沒有滿足於單純地欣賞和使用中國瓷器，他們對中國瓷器的再裝飾藝術是中土文化交流的完美結晶。 這些經過再加工裝飾的中國瓷器分為鑲寶石和鑲金屬兩個類別，融中國古典藝術和土耳其傳統藝術為一體，特點鮮明、風格獨特，體現了奧斯曼土耳其人富於想像的藝術創造力。
在中國瓷器上鑲嵌珍貴寶石的工藝，在16世紀下半期基本上成為了一種獨特的奧斯曼宮廷藝術。 這些鑲寶石的中國瓷器大都是便於搬運和保護的小件，多鑲嵌有珍貴的祖母綠和紅寶石，絕大多數都是16世紀下半期至17世紀中葉製作的。

另一類鑲金屬的中國瓷器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類瓷器多鑲有金、銀、合金等貴重金屬配件。這些金屬配件在充分體現了當時奧斯曼裝飾藝術特點的同時，也注意保持了中國瓷器的原有藝術風格。這種工藝在16至17世紀用來修補破損的瓷器或改變瓷器的使用功能，在18世紀後卻更多用於裝飾目的。 譬如：瓷器的壺嘴和瓶口等破損的地方用貴重金屬修理後，又可重新使用；中國的瓷碗和瓷瓶等器皿還可用這種工藝改變成適合奧斯曼人喜好的糖罐和香爐等。

   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瓷器，還充分體現了中國藝術對奧斯曼藝術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在歷史上，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們搜羅了很多精通中國瓷器藝術的波斯工匠。 經他們之手，中國傳統的製瓷工藝和裝飾花紋逐漸滲入到了奧斯曼藝術中。 另一方面，隨著17世紀後中國瓷器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增多和普及，中國瓷器對奧斯曼的製瓷和裝飾藝術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又以元、明時期青花瓷的影響為最。 譬如：素有“土耳其瓷都”之稱的伊茲尼克生產的瓷器，在1400年後開始使用和模仿中國瓷器中的裝飾圖案。 在15世紀的伊茲尼克瓷器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元、明時期的青花瓷圖案的影響力，如波浪、魚鱗、雲彩、荷花與牡丹花邊、松樹圖案等。 15世纪以来， 15世紀以來，意為“來自中國”的“哈塔伊”（hatai）圖案（即中國傳統的瓷器裝飾圖案，如卷草、蕉葉、蓮瓣和波浪紋等）在奧斯曼的裝飾藝術中得到廣泛使用。

   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喜愛中國瓷器，不單是因為中國瓷器精美耐用，更是由於中國瓷器符合伊斯蘭社會的喜好和生活需要。元代以來，中國人逐漸了解了伊斯蘭社會的習俗和飲食習慣，生產了很多大型的瓷器餐具和各種瓷器生活器皿，佔據了伊斯蘭社會的瓷器消費市場。 看來，民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發展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從而也促進了中國早期瓷器出口貿易的發展。

總之，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瓷器，是我國瓷器在土耳其出現和普及的歷史縮影，反映了我國傳統的文化藝術逐漸為土耳其人民了解和認同的過程。這些瓷器所代表的中國製瓷工藝和裝飾藝術對土耳其的製瓷業和裝飾藝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然，這些瓷器上留下的土耳其傳統文化的色彩，更是早期中土文化交匯融合的印跡。 這些瓷器在中土文化交流中的意義，將隨著中土關係的發展，而日趨突顯。